毛泽东反自然的战争―革命化中国的政治与环境

夏竹丽(Judith Shapiro)

   本刊<三峡探索>的木兰征得作者和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同意,摘要翻译并发表美国大学环境政治学教授朱迪思.夏皮罗 (Judith Shapiro) 英文新著(<Maos War Against Nature>)“毛的反自然的战争:革命化中国的政治与环境”中有关马寅初和黄万里先生的章节。朱迪思(中文名:夏竹立)曾说她有幸在黄万里先生生前专访了他和他的家人。本刊谨以此文纪念马寅初先生(1882624---1982)诞生一百二十周年和黄万里先生(1911820---2001827)逝世一周年.

(上)

1957年夏天开始的反右运动中,几十万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和科学家遭到了残酷的批判、排斥和打压。可以说这场运动从根本上动摇并摧毁了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作为社会代言人而参与政治、关心社会并为国家领导人出谋划策的传统及其基础。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和令人窒息的高压环境使有胆有识的知识分子再不敢发出他们的声音,而这些不同的声音恰恰有利于减少公共政策的决策风险,有利于阻止缺乏深思熟虑的大型工程建设。由于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对他们的建议和意见听而不闻,中国人在这方面付出了特别沉重的代价。其中最好的例子是人口增长的失控和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而在这两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一是经济学家马寅初,一是水利学专家黄万里。

虽然,两位学者有完全不同的家庭背景和研究领域,但他们的个性,气节,特别是从反右运动开始后的遭遇有著惊人的相似之处。

 马寅初出生于浙江嵊县县城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其父经营一间小型酿酒作坊。因酷爱读书,马寅初没有听从父命而继承家业。从天津的北洋大学毕业后先在美国的耶鲁大学念硕士,后在哥伦比亚攻博士,最后拿到“二合一”的学位,既包括经济学也包括哲学 .               

 黄万里则出生名门,父亲黄炎培曾任新中国政务院副总理,1954年到他19651221日去世任人大常委副委员长,这是非共产党人士在建国后所能得到的最高位置。黄万里早年在唐山交通大学学习,先后获得美国康乃尔大学水文学硕士和伊利诺依大学工程博士。象很多其他留洋海外的学子一样,对祖国“苦苦的爱”促使他们毅然决然地返回中国。不幸的是,他们的爱国主义不仅给他们自己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痛苦与折磨,而且当局对他们打击与压制从不同的层面改变了这个国家人与环境的关系。

 马寅初的悲剧开始于他的“新人口论”。这项成果不仅建立在他对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的科学分析上,而且与他个人的经历和观察有关。有一年回浙江老家看望母亲时,他发现该村小孩子的数量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增加。他自己的马姓侄儿竟向别人借钱生养更多的孩子。尽管他曾专门写了一封长信奉劝侄子不要再生育,可夫妻二人直到第十一个孩子出世后才肯罢休。马寅初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故在“新人口论”中主张计划生育,开展人口控制的宣传教育,提倡晚婚和节育。并警告说,过高的人口增长率必将影响中国的正常发展。

  据说,最开始马寅初的观点及呼吁引起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注意。在19573月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高层领导人出席的政务院会议上还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毛当时还说马寅初对这个问题谈得很好,并要求进行更多的调查研究。不幸的是仅仅4个月后,当马寅初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讲了他的“新人口论”,并随后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后,几乎全国所有主要大报都刊登文章批判他和他的观点。北京大学的墙上贴了成千上万的大字报,口诛笔伐中国“最危险的马尔萨斯分子”。尽管马寅初一再申辩他姓马克思的马而不是马尔萨斯的马,同时坚持说他的主要观点与马尔萨斯有本质区别,但陈伯达和康生毫不理会。康生就武断地说“我一点都不怀疑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属于马尔萨斯一家的。”

 陈伯达和康生之所以敢这样,是因为他们的背后有毛泽东。他们知道毛泽东对马寅初不高兴,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很不舒服。毛认为马寅初的理论与正统的马列主义不合。在马克思和列宁看来,人口不会成为社会主义的问题;而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产生人口问题。难怪当时的苏联正在大张旗鼓地鼓励多生育,生育孩子多的母亲被誉为“英雄母亲”而大加宣传。

 从他的的革命和战争经验出发,毛泽东将人口看作战争的力量之源和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得以生存的基本手段。 1954年毛曾对来访的印度元首尼赫鲁说,中国不怕美国的原子弹,中国有六亿人口加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即使美国发动核战争,中国也不可能被消灭掉。毛类似的说法令当时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惊讶不已。毛在195711月访苏时对赫鲁晓夫说,“不要怕核武器,无论帝国主义发动常规战还是核大战,最终赢得战争的必将是我们。假如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向我们扔原子弹,就算死个三亿人吧,怕什么?我们可以抓紧生小孩,过不了几年我们会有比以前更多的人口。”这就难怪毛泽东总是说“人多力量大”。

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毛本人对人的生命的漠然与冷淡。“起初我真不敢相信也不愿接受这个事实:毛泽东怎么会为了达到他自己的目的而不惜牺牲他自己公民的生命。直到大跃进时当成百上千万人死于饥荒,我才真正知道毛泽东和他敬仰的历代帝王并没有什么两样。毛其实知道红墙之外平民百姓成百万地死,但他并不在乎。”对这样人命关天的大事,毛泽东唯一的表示是要他的御厨暂停他平时最喜爱的红烧猪肉。

 毛泽东当然也不在乎马寅初一次又一次措辞恳切的申辩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厄运。在不断增加的政治重压下,马寅初被迫辞去了北大校长及所有的行政和学术职务。但他决不放弃他的基本立场和主要观点:过快的人口增长将给中国带来灾难。他曾经说,其话语中不乏轻蔑与不屑,“我并不太考虑我自己和我的名声。我只是为这个国家着想,我只是想说实话。为了坚持真理,我个人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在他发表于《新建设》上题为“重申我的请求”的文章中,继续为自己辩护并表示:“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决不后退半步。”

 从这篇1959年底发表的文章直到二十年后他九十八岁得以平反并恢复名誉,马寅初完完全全地被迫沉默。不让他上课,不让他出书,不让他发表论文,不让他出现在公众场合。据说是因为他与周恩来在1949年以前建立的特殊关系,周的亲自干预,才使马寅初没被打成右派。

 对马寅初的打击和迫害是毛时代最大的错误之一。如果毛容许马寅初发表意见,让他继续研究人口问题,听一听他关于人口失控的警告,中国的民众就可能公开讨论这一问题,这个国家也有可能及时采取有效的人口节制的相关政策与措施。最起码,毛不应该如此残酷地毁掉这个国家最优秀也最有思想的人口学家。因为只要马寅初的思想和理论在意识形态上被定性为异端邪说,与人口问题有关的话题就不可能被公开讨论。

 毛对知识分子的态度要追至共产党掌权之前。那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支持革命,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国民党的消极抗日及病入膏肓的贪污腐败,他们也认为共产党掌权后总该比国民党强一些。但他们的竭力支持并没有换来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亲善与友好,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直在有关他们身份的问题上摇摆不定:知识分子究竟是属于工人贫下中农的队伍,还是应该划入资产阶级一类。因此到后来,所谓的“统一战线”完全变成了共产党加强一党统治的手段,大批优秀知识分子在反右时成为右派。到文革时,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沦为社会最底层的“臭老九”。而那些怀抱“报效祖国”美好理想的留洋归国的知识分子遭受到更为残酷的打击,因为共产党从来没有信任过他们。

 马寅初是一个例子,黄万里是另一个例子。 当我有幸见到黄万里教授的时候,虽然已届88岁高龄,他仍然耳聪目明,思路清晰。在清华大学的寓所里,黄回忆了他如何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及随后所遭遇到的一系列政治迫害。当后来我采访他在美国的子女时,他们不仅进一步证实了黄先生本人的叙述,还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

  五十年代中期,黄万里开始对拟议中的三门峡大坝忧心忡忡并直接写信给黄河水利委员会表示异议。他认为不可以在容易淤积的主要河流上修筑大坝,“这是完全违反自然规律的”。当黄万里先生被邀参加1957年6月举行的有70人出席的专家会议时,他再一次强调实现”黄河清”的目标“完全扭曲了自然规律”。黄的大儿子回忆说,尽管面对苏联专家的巨大压力,黄万里仍然坚持己见,毫不退让。黄万里的妻子毕竟持重一些,多次恳求他别太直率,讲话时要有所保留。但黄万里坚持说他只是想讲实话。这是他一生坚守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也是黄家的家规之一。他儿子回忆说父亲总是告诫他们兄妹,诚实乃最大的德。一旦发现他们兄妹中谁说了谎话,父亲就毫不客气地要他们受罚。

  秉承老一辈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黄万里不仅是一位著名科学家,还是一位具有深厚功底的作家和诗人。他在一篇短文中写道,爱好写作使他的研究工作和日常生活充满了生机与激情,“当我潜心于研究如何治理黄河时,我的心中洋溢著一片深情。 对写作和艺术的爱好给了我很多,因为纯技术性的研究虽然吸引人但有时也是单调乏味的。一个人总该有自己的感情生活。 特别当人处逆境时,埋头于文学创作让人获益不浅。”

 黄万里因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而招致长达二十多年的政治迫害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实际上最初给他惹祸的是他的一篇题为“花丛小语”的小说。借小说中的人物与事件,黄万里巧妙而机智地讽刺了官僚主义和唯共产党命是从的“歌德派”与”但丁派”,其隐含的主题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从根本上有问题。他进一步比较了美国的情况,在那儿普通百姓有权力罢免他们自己选举出来的官员。 当谈到马寅初时,他说马寅初的智慧在中国无用武之地,因为无识无能的官员不仅负责制定政策而且掌管各类资源,真正的有识之士往往无能为力。

  19576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开始毛泽东的“阳谋”--“反右”; 即是: 将“党请人民帮助党整风”变为“党把帮助党整风的人民统统打成了右派”.619,<人民日报>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批判文章同时,用大字标题直接引用了毛泽东本人的评语“什么话?”作为专栏标题. 在此标题下黄万里的小说,<花丛小语>。就作为”典型的右派文章第一篇”被登出. 其后,在对黄万里的批判文章中,列出了他的10大罪状,诸如攻击毛主席,崇洋迷外,破坏党群关系,鼓吹资产阶级民主,抱怨知识分子在中国无法追求科学真理,以及恶意攻击党的人口政策等等。但其中最重要的恐怕还是黄万里对在黄河三门峡建大坝的反对。黄的这段话可能是他所有麻烦的根源,“要使黄河变清在科学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只不过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政治理想而已。

 “圣人出,黄河清” 毛本人肯定知道这流传了多少年的民谣,毛主席多少也有点迷信自然界的变化往往是改朝换代的征兆。 就象古代中国人们常常把地震和洪水的发生与一个王朝的终结相联系毛本人肯定知道这流传了多少年的民谣,即所谓的“天命”。 在毛的潜意识里,中国共产党能够打败蒋介石并建立新政权也称得上天翻地覆的变化,这自然界出点异乎寻常的稀罕事也应在情理之中。真的有这样一幅照片:是毛静静地坐在黄河边,好象是在思考如何使黄河变清,如何使这个古老的梦成为现实。 也真的有一位老记者对笔者谈到,在三门峡大坝竣工后,为了让毛他老人家高兴,有报纸曾报道说,黄河水第一次变清了。可惜没过几天,黄河又恢复了老样。

(下)

显然在三门峡的事情上,黄万里犯了大忌,也触怒了当代始皇帝之龙颜。但人民日报的批判文章不仅使黄万里本人难以置信,更吓坏了黄的家人。 他们都以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共产党号召百花齐放,清华大学的领导更是竭力鼓励每一个人畅所欲言。当作者采访现居美国马里兰州的黄的小女儿黄肖路时,她说她对那个炎热的夏日记忆犹新。
“那天清华大学举行批斗我父亲的大会,操场上的与会者围成一个大圆圈,中央只坐著父亲一人。 因天气酷热,除接受批判的人之外,几乎每个人都拿著扇子煽风。我记得我哥还哭笑不得地开了一个苦涩的玩笑,说父亲的待遇还真不赖,所有人都在为他打扇,他坐在那儿可以享受每一个人送去的凉风。 过了不久,清华大学又召开了一次规模更大的批斗会,要所有的右派分子都到场。那时清华的教授被打成右派的比北大多得多,因为北大的党委书记江隆基出面保护了不少教授。 十分不幸也令人痛心的是,江本人在文革初期在兰州大学做校党委书记时被迫害至死。”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不少与黄万里地位相当,境况相似的知识分子开始怀疑是否自己真的犯了错误,是否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真的出了问题或偏差。但黄万里似乎完全不为所动。他的儿子回忆说,即使事情已过去40多年了,他自己仍然有些茫然不解甚至有点儿愤愤不平:当所有的家人都为他担心受怕时,他本人却好象没事儿一样。 在受到一整天的批判之后,他如往常一样吃饭睡觉,而且睡的比谁都安稳踏实,照例鼾声如雷。

 黄万里是清华大学的二级教授。自从被打成右派之后,他就被禁止授课,工资一下子就连降两级,从每月287圆降到207圆。随后不久被送往密云水库工地劳动改造。他是整个工地独一无二的右派。他女儿黄肖路回忆说,尽管在那儿吃了很大的苦,但他总是特别乐观,而且在民工当中交了不少朋友。当时正处于大跃进年代,他在工地上有时一干36小时不停歇。好几个月才能回家一次。后来因甲状腺瘤动手术,才被容许在家里病休两周。

在此期间,黄的父亲黄炎培从毛主席那儿带来一个口信(指1964年“春节谈话”),说只要黄万里能够写个自我检讨,他的右派帽子马上就可以摘掉。可黄万里非但没写检讨,反而写了一个自辩似的申诉。在其中他不仅重申三门峡大坝建不得,还进一步指出中国的最大问题是没有言论自由。他在信中诘问道,中国有这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敢说真话?他进一步尖锐指出,对不同声音的压制,才是中国真正的问题。黄万里还将他的几首诗作附在给毛泽东的信中。

 黄万里后来得知,作为诗人的毛泽东,其实很欣赏他的作品与才华。“我想用诗词和文学作品表达我的思想,毛自然懂这个。所以他看了以后很生气。他对我父亲说‘黄万里的诗写得不坏,但他的观点太反动。’在毛的这段话发表后,大家都把我认作一个大诗人,”黄万里笑著说。“所以直到毛逝世以后,他的右派帽子才被摘掉,” 黄的夫人补充说。

 不象有些知识分子的配偶在遇到强大压力时急著与其丈夫“划清界线”,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任职的黄夫人却丝毫不为所动,总是站在她丈夫一边。令黄万里本人感到特别痛心的是,他的孩子们成了他右派身份的直接受害者。这一家人的灾难并没有随反右运动的结束而结束,反而随文化革命的开始而愈演愈烈。黄的小女儿黄肖路在接受采访时说,每当想起红卫兵在“破四旧”运动中的所作所为,她至今都心有余悸。“来自12所中学的红卫兵闯进家门就翻箱倒柜,把东西扔的到处都是。将家里的相册全部搬出去展览,说那都是反革命的东西。他们拿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珍贵的书籍啊,金银首饰啊,还有大本大本的集邮册。我现在都不知道这些东西究竟哪儿去了。我记得我当时害怕极了。”红卫兵第二次来时是个星期六的晚间,黄万里正好在家并与家人进餐。“红卫兵强迫我父亲站到客厅去,并低下头,大声地对他吼叫,要他交出当天刚领回来的工资,说一个右派不应该享受这么高的薪水。

 19699月,黄万里和他的妻子被送到江西鲤鱼洲的“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黄万里在稻田劳动,他的妻子则被安排养鸡。这对年近60的黄万里而言是相当苦累的农活,曾有一次他因中暑差点儿死在稻田中。另一次,他被控是一个美蒋特务。当时干校领导人在半夜宣布说“我们在座的某人是个大特务,三分钟之内,这个人会乖乖地站起来揭发他自己。”黄万里在那儿寻思哪位老者会是个大特务。“黄万里!”万万想不到他自己的名字被点到。可黄万里还是忍俊不禁地笑出声来。

  尽管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迫害,黄万里决没有停止思考和写作。虽然明白他的文章不可能发表,黄万里仍不断写信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并完成了有关黄河治理的论文。到1973年年届62岁时,他仍处于强迫劳动改造阶段。为了继续他的研究,黄万里主动要求被安排到离三门峡不远的地方,以便白天劳动,晚上调查研究黄河泥沙问题。

 由于他的“顽固不化”,黄万里成了毛泽东死后整个清华大学最后摘掉右派帽的教授。当总支书记为了挽回脸面,多少有些低声下气地“引导”他说两句带有悔过意思的话时,黄万里毫不客气地予以拒绝,“地球总是围著太阳转而不是太阳围地球著转。这不是凭几句话能够改变得了的。”虽然他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了,他的政治问题转化为“因表述不当”而出现的“人民内部矛盾”。后来,学校当局在形式上对黄万里致歉。在他80岁生日时,他要求校方复印他有关黄河三门峡、长江三峡以及劳改经历的诗作给大学同仁。目前这些作品正由戴晴负责收集并联系出版事宜,戴晴也将为每篇作品作注,特别是它们的写作背景。

 当他被平反恢复名誉后,黄万里尖锐批评了南水北调东线利用运河古河道的方案,极力主张在黄河支流的上游地区开挖人工河是更为可行的选择。黄万里也是长江三峡工程最著名的反对派。他曾三次上书江泽民,呼吁停建三峡工程。他也写信给美国总统克林顿,阐述修建三峡大坝的弊端及其严重的社会与生态后果。他给克林顿的信在美国政府做出不参与三峡工程的决策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在清华大学家中采访时,黄万里的一段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我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毫不后悔。为了跟党走,为了跟政府保持一致,很多人在批判我时就知道他们自己错了。那时候有一个思维定式,苏联是不会错的,苏联专家也不会错。谁不同意苏联人谁就是反共产主义,谁就是反革命。很多人没有骨头,更没有人敢支持我。我很明白我在惹麻烦。但早在1964年,即三门峡建成两年后,事实已经证明我是对的。三门峡库区的一个城镇由于泥沙淤积太严重已被洪水完全淹没。可他们现在才来给我道歉。我被划为右派完全是毛本人一手所为。他以为通过集体化,整个社会都可以得到改进。他从不承认人本来是自私的,可他本人的私心比谁都大,也比谁都重。他用宣传工具强迫人们改变自己的信仰。事实上毛是历史上最大的罪人,你看一件事就够了:这就是毛本人亲自制定的统购统销政策,要求农民按政府规定的价格把粮食卖给国家。可以说这个政策将农民的生产热情和积极性摧毁得一干二净。把农民伤害得太深。我父亲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就与他争论不休,但他根本不听。到1960年很多人饿死之后,他还是无动于衷。反而说这是共产党的决心还不够强所造成的。就因为我父亲在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上讲了真话,我的姐姐和两个弟弟都被打成了右派。”

 “只有我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而获得的右派”,黄万里不无幽默地说。尽管站在我面前的黄先生是如此开朗,幽默且妙趣横生,但他女儿告诉我说,她父亲为这么多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格外恼火,更为这失去的宝贵时间而痛心不已。他本来可以做更多的研究,他本来可以培养更多的人才。1987年当他到美国进行为期四个月的学术访问时,在12所大学发表演讲。他尖锐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大江大河开发治理的政策和策略上基本上是失败的。党和政府常常为了服务于政治利益而将科学搁置一旁。在中国,也只有那些和党保持一致的人才被允许讲话。

 黄的女儿对我说,“其实直到今天,共产党仍然拒不承认他们在三门峡大坝所犯下的错误。共产党也不在乎因为不听我父亲的忠告而造成的严重后果。我父亲反对在黄河干流上修建任何形式的大坝。他特别强调,如果真地要在黄河干流上筑坝,至少应该留下导流底孔以便排沙。”

导流底孔是留下了,可不久又用水泥堵死了。正如黄万里所预言的那样,不到两年时间,渭河流域淤积了大量泥沙,河床明显抬高。随之上升的地下水位导致大片良田迅速盐硷化。当毛泽东接到报告说,上涨的洪水直接威胁到古城西安时,气急败坏的毛向总理周恩来下命令:“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就把它 (指三门峡大坝) 炸掉算了!”后来大坝虽然没有被炸掉,但这个屹立于黄河中的庞然大物已基本上没有太大用处了。不仅如此,中国人还要继续为这个恶梦般的“遗留物”付出代价。水库的蓄水位不得不降低,已经安装不上的大型水轮机组被送往千里之外的长江支流某水库工地,为了重新打开坝下12个被封堵的导流底孔,每个就花费一千万人民币。大坝和水库所造成的诸多后遗症,诸如泥沙淤积、河床升高、崩岸塌堤至今也可见到。而每至黄河汛期,当大坝关上闸门时,居住在水库周围的百姓还不得不逃洪跑命。

三门峡水库淹没了至少75万亩良田,两座县城,21个乡,253个村庄,被迫迁居者达到28万之众。其中很多农民被移往戈壁边缘的宁夏和甘肃。有几批移民一见到当地恶劣的生存环境,马上就做出举家返迁的决定。另一些人几乎从来都没有适应当地社会,为争夺土地与水源,他们与本地穆斯林发生过一次又一次严重冲突。为了返回他们的家园,三门峡的移民们几乎运用了各种各样的他们能够用的方式,集会,游行,请愿,抗议,谈判,强行在水库周围“打游击式”地抢种抢收等等。他们经常与强占他们土地的国营农场的工人发生冲突。直到文革后期,当农场工人意识到如果将土地退还给农民他们就可以得到回城的机会后,他们不仅减少了与移民的摩擦,有的还暗中帮助移民。就这样,经过长达二十五年的抗争,这些移民才得以“合法”地返回家乡。可他们失而复得的土地因为严重的盐硷化已经是今非昔比。很多的移民甚至再没有机会看一眼他们曾经被迫抛弃且日夜魂牵梦绕的家园,他们或是早已草草地掩埋于乾旱而荒凉的异乡,或是客死在颠沛流离的往返途中。

  对黄万里的打击与迫害使得没人再敢发表不同意见,即便零星的不同声音也逃脱不了被打压的命运。有一位名叫陈星的水文学家提出,在河南境内修太多的水库蓄太多的水可能引起涝灾并伴生土壤盐硷化,于是他被打成攻击大跃进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身为毛泽东本人赏识并委以私人秘书大任的李锐,后来也被归入彭德怀反党集团而投入大牢,这与他敢与毛本人唱反调极力反对建三峡大坝不无关系。

 类似的打击与迫害同时也使党的红色专家们大行其道,开始在中国的河流上修筑大大小小的大坝和水库。根据水夫的研究,中国在1949 年前只有23座大中型水坝,可在随后的不到40年间,中国的水坝总数已达到8万多座。仅1973年一年,全国有554宗垮坝事故。至1980年,共有2976座水坝垮塌,包括两座大坝。19758月河南省驻马店地区板桥和西漫滩水坝被暴涨的洪水冲垮,造成世界上最大的垮坝伤亡,按官方统计是86千,非官方的数字达23万之众。

  今天,知名记者戴晴继承黄万里的传统继续反对建长江三峡大坝,而共产党也秉承老一辈革命家整人与迫害异己的传统仍然压制反大坝的不同声音。事实上,由于批评三峡大坝及同情参与六四运动的学生,戴晴被关进秦城监狱达一年之久。目前她仍然被严密监视,而与她有过一星半点接触的人也难免被警方一再讯问。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迫害黄万里与打压马寅初使中国的发展与环境付出了相当昂贵的代价。这两位中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确实有不少相似之处,无论是他们报效于自己国家的拳拳之心,服务于普通百姓的热烈之情,还是他们渊博的学识和刚直不阿的品格,甚至于他们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不同寻常的关系:马寅初本人就身居高位,实属政治精英集团的成员之一;而出身名门的黄万里,其父也是毛泽东本人的座上客。可以说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保存本色并追求自由的两个最杰出的代表。

 在毛的反自然的战争中,毛自己俨然象一个指挥军队的将军,要求高度的纪律和绝对的服从,不能有任何与他的指令相违背的杂音。这就不难理解为何马寅初和黄万里都过早地结束了他们的学术生涯乃至完全失去了生活的平静,他们的声音――应该说对中国人至关重要的声音―― 先后被淹没在毛泽东反自然战争的盲目且杂乱的行军途中。而毛本人则试图通过这些战争来重建自然,改造社会并培养一代新人。

 遗憾的是,毛泽东忘记了或本来就不懂,在如何对待与处理日益复杂的人地关系时,在制定资源利用的政策及进行大型工程决策时,研究、讨论、协商甚至争论是十分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只有通过民主的途径,人类才能创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因为多样化才允许人们公开地发表意见,并引致更多的批评与争论。这种民主的氛围也利于造就一种畅所欲言的环境,鼓励人们提出不同看法,寻求并提供更多的信息,以便修改或改进原来有害于自然环境的方案。这种自由民主的气氛事实上也有利于人们及时发现人类活动自身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后果,所以说基本的言论自由对人类的活动与行为有深刻的影响,对建立和谐的人地关系至关重要。

  木兰译自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By Judith Shapiro (American Univers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8/25/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