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挚诚忧国泪(注1)

戴晴：2001年8月27日

今天下午3时05分，黄万里先生（注2）在他任教50年的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悄然离去——离开了这个他又爱又痛的世界。

               他爱它，是因为在他90年的生命里，他获得了常人难于企及的知识与智慧，享受过真正的爱与被爱；他痛，是因为他满腔的热忱遭冷遇，一身本事被闲置——

            他不要名誉、不要地位、甚至不计较20多年的右派冤案，只要当政者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自己的业务领域把意见发表出来——五、六十年代，他在流放改造的工地上等着；八十年代以后，在自己家中逼仄的书房里等着。他一次次投书、致信，从学校到政协到人大到国务院到监察部，直到总书记本人（连致六封）——没人理他……或者说，只有一个当权人物客气地回信致谢（1995年1月13日 )——可惜此人不是他的同胞，而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

            他到底要说什么？

            以自己数十年的研究观察，黄万里只想提醒当政者别再犯愚蠢的错误：国家不能再浪掷几百几千亿——涂炭百万生灵、糟蹋……已经说不上是大好的……山河。

            这不是危言耸听。他要说的，是万万不可在中国的命脉大河筑高坝。这话他在1957年说，
            黄河“造床质为泥沙”，是不能在三门峡筑坝的——没有人听。不到两年，所有他予警的灾难（潼关淤积、西安水患、移民灾难）一一兑现。今天他又说，以中国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局面，“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在长江三峡筑高坝）祸国殃民的工程”。这一回，他予警了蓄水后卵石淤塞重庆、四川水患、浩大的工程开销和必将酿成祸患的百万移民。

            在爱他、敬他、怜他的学生的推动下，在他去世前七天，抢着为他做了九十大寿。会上赢得最长时间掌声的，是子女贺词中的一句：“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

            如果他肯钻营，黄万里的一生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他的父亲是前人大副委员长黄炎培。他不但没有就势攀缘，1950年代只短短一段与共产党共事（39岁的他被委任为东北水利总局顾问），就赶忙抽身退步回到学校。他以为大学课堂可以只做学问，却不知当局要求知识人的，并不是他们独立的学识与见解。1957年鸣放中一篇小说《花丛小语》，把他推到“伟大领袖”钦定的深渊。当年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为“右派恶毒攻击”专辟一栏的题头“什么话”，就取自毛泽东对他小说的批语“这是什么话？！”。

            这样大的政治压力，别人可能早找路子、求庇护，起码也缩起头躲躲灾，他却在国务院水利部召开的《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征求专家意见”的会》上，争辩7天，独自坚持“不可上”。

            他是清华大学最后获得“摘帽”的“右派”，时年已届古稀。他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尽快投入工作：教书、著述，并有机会为筹备上马的三峡工程贡献意见。他一心想的是中国的水资源，是河流、是土地和黎民，根本不知他的见解是会妨碍人家升官与发财。决策不让参加，教书总行吧？从78年开始要求，20年过去，到了 1998年大洪水，到了他已经87岁，才终于获准给研究生授课。他换了一身白西装，打上红领带，庄重地走进堂。

            他本可以在家安享天年，也可以随子孙在国外享福。但他不顾当政者的嫌与恨，一心只要工作。他的理由是：“我是公费留学生，老百姓供养我学得的知识，我还没能全部回报他们。”

            在他时昏时醒的弥留期间，他的两名毕业于1958年的得意门生，来病房探视。他们走后，

            黄万里向守侯在一旁的老妻要笔纸，颤抖着写下以下文字：

            万里老朽手启

予敏儿及沈英夫妇弟妹：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 2001-8-8 手笔候存

            这也是他留在世上最后的话——心头念念的，是长江水患对策。

            与此相对照的，是三峡工程上最为党所倚重的专家、中国科学、工程双院士张光斗。
            去年春，病中的张专家获得三峡工程副总管（总管是国务院总理）郭树言亲切探视，过后将他的谈话以“张光斗同志关于三峡工程建设谈话记录”文件形式报副总理、总理及全国人大委员长。

            张专家也谈到长江防洪。他说的是：

        “三峡的防洪库容问题可能你们知道了，没有那么大。这个研究是清华作的，钱副主席知道后，把长江水利委员会找来问，他们也承认了。这也可以解决，无非把水位降到135米，影响几天航运。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不行的。” (注3)

            黄万里死了，他对黄河、长江的意见只留在他的学生自费筹资排印的一本文集里。张光斗和钱正英还都荣耀地活着，就重大决策发表关键性意见。

            朋友，记得胡适总括我们中国当权者“德行”的那句话么——“中国不亡，是无天理！”


（注1）引自黄万里《治水吟草自序.七律.》（1991年8月）的一诗句。

（注2）1935年，黄万里获得美国康乃尔大学水文科学硕士，1937年，获美国伊利诺依大学 UIUC)工程博士（该校第七名、中国人中第一名该学位获得者），并在田纳西工程实习，任TVA诺利斯坝工务员，比国民政府派员前往见习要早10年。26岁学成回国后，他历任国民政府全国经委水利技正、水利工程师、涪江航道工程处长、水利部视察工程师，甘肃省水利局长兼总工程师；1949年，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3至今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如今，全国上下，从科学/工程两院院士、水利系统、黄河长江三门峡三峡建设委员会大小干员，有哪一个能在学历资历上与黄万里一较高低，还不要说他作为科学家的良心、作为公民的责任感。

（注3）已故的周恩来总理曾说：谁要是破坏了长江黄金水道，谁就是对人民犯罪。

已卸任的前总理赵紫阳曾说：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